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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发布日期:2021-08-25 12:46    点击次数:194

面对兵临城下的蒙古人,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临安城里乱成一团,以两位宰相陈宜中和留梦炎为首,帝国的大小官员们纷纷弃职逃命做鸟兽散。

自从靖康之变(1127年)以来,南奔建立的南宋始终处于北方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冲击和高压之下,如今,女真人虽然亡国,但不断南下的蒙古人却更加精锐致命,面对临安城下的蒙古兵,已经66岁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发现,她和年仅4岁的宋恭帝赵㬎(xiǎn),已经孤独无依。

于是,谢道清下令,在临安城中张贴痛斥公开逃窜的各级官员:

“我朝三百多年,对士大夫以礼相待。现在我与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一人出来救国。我们有什么对不起大家?你们内臣叛官离去,地方守令舍印弃城……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

但蒙古人对此有另外一种解释,就在此前逃窜前,南宋宰相陈宜中派出使者柳岳前往蒙古大营谈判,以无比卑下的姿态摇尾乞怜说:

“希望贵国能够怜悯我们班师回朝,我们肯定会每年进贡,修好于大元。”

蒙古军的统帅伯颜倒是回答得干净利落:

“如果想让我军停止前进,你们是想效仿当初吴越国国君钱俶,向我们纳土称臣?还是效仿南唐的李后主出降?当初宋人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天又失之于小儿之手,这是天意,不必多说了。”

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从当时年仅7岁的后周皇帝柴宗训处夺得帝位建立宋朝,如今大宋似乎也将亡国于年仅4岁的宋恭帝赵㬎。

冥冥之中,历史确实蕴含着某种诡异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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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年市图》(局部)

1

宋朝天下得之于小儿,又即将失之于小儿,这种看似宿命的背后,透露着宋代崇文抑武政策的严重后患。

早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为了解除自从唐朝中期开始的武人干政乱政局面,宋太祖就开始公开推崇文官集团,并声称:“宰相当用读书人。”

宋太宗通过斧声烛影诡异夺位以后,为了巩固帝位,更加大力发展科举制提拔读书人出身的文官,以致当时“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文官集团的急剧崛起,和宋代皇帝的内敛让权,也使得宋代的知识分子自信与自尊空前高涨,曾经官拜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张方平就曾经对宋神宗说:

“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独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

在宋代,与君王“共治天下”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期许,宋神宗时,王安石力推的变法受到利益集团强力阻挠,宋神宗为王安石辩护,说新政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士大夫的利益,没想到宰相文彦博却反驳说:

“陛下你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是与老百姓一起共治天下。”

既然文官集团要与皇权共治天下,那么危急时刻,文官集团的担当又在哪里?

就在南宋帝国生死存亡关头,一位状元出身的官员挺身而出。

他,就是在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以20岁之身荣膺状元的文天祥(1236-1283年),眼下,这名39岁的昔日状元,正担任赣州知州。

自打1234年蒙古人灭亡金国,然后持续不断南侵以来,历经四十多年抵抗,南宋的耐心和国力已经日渐殆尽,当时,很多人开始观望形势首鼠两端,以致当蒙古人逼近临安城,南宋皇室向天下发出勤王诏书时,响应者竟然寥寥无几。

在这种情况下,文天祥散尽家财,招募士卒前往临安拱卫京城,这位“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的美男子状元,捧着勤王诏书痛哭流涕,他对门客说:

“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的人,也忧虑别人忧虑的事情,以别人的衣食为衣食来源的人,应为别人的事而至死不辞。”

想当初他20岁就高中状元,却因为性格忠直得罪权臣贾似道,以致被贬出朝外,尽管在地方“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但一到帝国危难时刻,他却不畏艰难“尽以家资为军费”。

面对虎狼之师的蒙古兵,有友人劝告他说,如今元兵三路直逼临安,而你却带着一万多人的乌合之众去以卵击石,这跟赶着一群羊入虎口有什么区别?

这位状元出身的地方官员,回答说,我又何尝不知,但国家危难,眼下征召天下勤王,却“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

他散尽家财募兵,日夜忧愁奔赴临安,在江苏虞桥,他临时组织的毫无作战经验的勤王义军,被凶悍且久经战阵的元兵屠戮殆尽,他不得不率领残兵退保余杭。

然而在临安城外,起初文天祥却被拒绝入城,在宰相陈宜中等人看来,文天祥的勤王之举是“猖狂”和“儿戏”,因为在更多的文官看来,文天祥越忠诚,就越衬托其他文官武将的明哲保身和委曲求全,所以一直到当年十一月,一直到蒙古兵已将临安城团团包围之时,文天祥才被允许召入临安城中。

帝国已无人可用,无奈之下,德祐二年(1276),文天祥被风雨飘摇的南宋朝廷,任命为临安知府,协助拱卫京师。

当时,元朝大军已经逼近临安城外的皋亭山。在敌兵的震慑之下,比文天祥早12年(1244年)考中状元的左丞相留梦炎开溜了。然后,右丞相陈宜中也脚底抹油了。

临安城内的凤凰山皇城中,此时几乎无人来朝,只有憨直的状元知府文天祥,和少数一些官员,还毕恭毕敬伺立在老迈的太皇太后谢道清,以及5岁的宋恭帝赵㬎左右。无人可用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只得颁发懿旨,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全权负责与城外元军主帅伯颜的谈判事宜。

当王朝即将覆灭,南宋皇族们放眼望去,才发现那些他们曾经寄予厚望的权贵高官纷纷仓惶逃命。而那几个他们压根不当回事的低级官员,却始终坚守岗位,甚至不惜远道千里勤王。

那些当初共富贵的人,都逃跑了。剩下那些他们看不入眼的人,却选择了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

宋朝养士三百年,这是最后的考验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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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1236-1283年)

2

在宋代以前,中华帝国通过荐举制、九品中正制等方式选拔人才,尽管唐代开始有了科举,但是由于人才选拔规模太小,加上多为贵族垄断,所以唐代并未能通过科举制,来培育起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因此从根本上说,宋代以前的朝代兴衰,更多是贵族间的斗争,而与知识分子群体无关。

但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的急剧扩大,平民阶层开始有了更直接的渠道参与朝政,在北宋末期,参与每年各级科举应试的学子已经达到了10万多人,而到了南宋时期的12世纪后期,尽管丢失了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但参与南宋每年各级科举应试的学子,更加扩大到了40多万。

通过这种“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广大知识分子开始有了直接的通道可以实现阶层流动和上升,也因此,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国家兴亡的责任担当意识开始强烈膨胀,以致北宋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敢于在宋神宗面前,公开阐述皇权必须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在后世强调皇权独裁的明清时代,宋人和宋代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自信,是不可想象的。

陆游(1125-1210年)曾经回忆说,南宋初年的绍兴年间,那时他还是孩童,“某(即陆游)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微不足道也。”

陆游的父亲陆宰曾经担任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使等官职,尽管只是一位中下级官僚,但父亲陆宰与士大夫同僚们对时事和国家的强烈责任意识,提及抗金大业时“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的强烈情感,深深影响了陆游等后辈知识分子,可以说,尽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概念要到明末清初才被提出,但宋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践行这种理念。

而在文天祥看来,他20岁就高中状元,39岁时以赣州知州的身份起兵勤王,如今危难之际临时被任命为宰相,他对于家国天下,更是承担着发自肺腑的崇高责任。

当时,文天祥等人主张依托临安城中的几万残兵和数十万百姓支持,与元兵进行攻守决战,然而66岁的谢太后和4岁的宋恭帝赵㬎束手无策,他们和更多的文官仍然迟迟梦想着蒙古人能和此前的契丹人、女真人一样,在得到更多的“岁币”和纳贡后可以退兵回朝。

妇人小儿无力挽救赵宋天下,无奈下,文天祥只得代替宋廷,再次出城谈判,面对气焰嚣张的元军统帅伯颜,文天祥毫不懦弱退缩,坚持与伯颜抗争辩论,伯颜怒了,因为在他看来,一位即将亡国的南宋宰相,竟然敢如此当面顶撞他,于是伯颜下令,将文天祥拘押锁拷起来。

文天祥公开怒斥伯颜并被拘押的这一天,是德祐二年(1276)农历正月二十四日。10天后,当年二月初五日,南宋朝廷在临安向元军投降。

与149年前经历靖康之耻(1127年)灭亡的北宋一样,南宋,也已接近穷途末路。

但危难之际,谢太后仍然命令陆秀夫等人,在南宋朝廷于临安投降元朝之前,秘密护送着赵宋皇族最后的血脉——7岁的赵昰和5岁的赵昺,出走福州。

临安之降后3个月,1276年5月,陆秀夫和赶来护驾的张世杰一起,在福州拥立赵昰登基,是为宋端宗。

此后,被元军押解北上的文天祥,也在途中逃脱南下,历经九死一生辗转来到福州,并被任命为右丞相知枢密院事。

当时,南宋帝国已经濒临末日,但帝国的各个角落,仍然有忠臣义士在顽强抵抗元兵,在扬州,尽管得知首都临安已经沦陷,但驻守江北扬州的李庭芝和姜才等人却始终坚持不降,在率兵转战泰州兵败被俘以后,李庭芝最终殉国,姜才临死前,仍然对元兵破口大骂,誓死不降。

在重庆,张珏等人则一直孤军奋战,一直到临安沦陷两年后的1278年,从钓鱼城率兵转战重庆城的张珏才最终兵败被俘,不愿投降元朝的张珏,最终用弓弦上吊自尽以身殉国。

在李庭芝、姜才等人转战东部江淮,张珏等人孤军奋斗西部重庆的同时,从元兵手中逃脱的文天祥也再次出发,从1276年七月到1278年十一月,他先后组织义兵,一度收复了被元兵占领的江西赣州、吉州等地。

然而在江西永丰,他再次遭遇败绩,妻妾子女都被元兵俘虏。而在进军广东潮州过程中,他的军队又开始流行瘟疫,并夺走了他剩下的唯一的儿子。

文天祥已然一无所有,可他仍然在坚持战斗。

他率领着最后的残兵一路转战,在退到广东海丰时,被元朝将领张弘范部队突然袭击。猝不及防的文天祥最终被捕,仓促之中,他吞下脑子(龙脑)试图自杀,没想到自杀失败。

这是他第一次自杀。

元将张弘范要他跪拜,他坚持不拜。张弘范又要求他写信劝降陆秀夫和张世杰等人,文天祥却说:

“我无法保卫自己的父母,又怎么可能教别人背叛自己的父母?”

他宁死不降,在被元军押解前往追击宋军时,他写下了千古闻名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已然抱定必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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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起兵勤王,最终失败被捕

3

在文天祥的时代,随着知识分子家国意识的崛起,加上程朱理学的影响,南宋末期的知识分子心中,“家、国、天下”已经浑然一体密不可分。

早在北宋时,理学家张载(1020-1077年)就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并在此后切实影响到了无数的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终生,在宋代儒士们卡看来,“家-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宋代以前的知识分子,一是没有形成像宋明清如此庞大的群体,二是没有形成如此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而宋代“三百年养士”的结果和终篇,就是文天祥和陆秀夫的末世悲歌。

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家国兴亡,而是天下兴衰、匹夫有责了。

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20岁的文天祥荣膺当年科举状元,当时,21岁的陆秀夫也高中进士,作为同榜和同年,这两位南宋帝国末日的知识分子,也在穷途末日中坚持不懈地战斗着。

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捕的当年,1278年,年仅9岁的宋端宗赵昰在流亡途中病逝。随后,陆秀夫又与张世杰一起,共同拥立当时年仅7岁的赵昺为帝,继续抗战。

在从福州退守广东后,在广东崖山,1279年二月,陆秀夫和张世杰率领着残余的十多万南宋军民,与元兵展开了最后的战斗。

宋军最终惨败。

面对重重包围的元兵,不愿屈服投降的陆秀夫,毅然背着8岁的宋帝昺投海自尽。

在得知陆秀夫和宋帝昺跳海自尽的消息后,张世杰仰天长啸,泪流满面地说:

“我为赵氏尽心尽力,一君亡,又立一君,如今又亡矣,不知天意为何?”

在飓风中,张世杰也跳入滚滚波涛之中,追随那个他为之奉献所有的王朝而去。

在整个崖山之战中,史书记载,南宋最后残存的十多万军民,或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或不甘受辱投海自尽,“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尽管首都临安已经于1276年沦陷, 但这些残存的忠臣义士,仍然坚持奋战到了三年后的1279年。

至此,南宋彻底毁灭于崖山的怒海波涛之中。

崖山之战后,元军统帅张弘范非常得意,下令在崖山北面的石壁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字,元朝灭亡以后,当地人将张弘范的字全部铲掉,改刻上了“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九个大字。

当时,文天祥在被关押的海船上,亲眼目睹了这场南宋的亡国之战,后来,他写下了《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

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

……

身为大臣义当死,城下师盟愧牛耳。

……

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

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南宋已灭,元军统帅于是让人再次押来文天祥,引诱他说:

“你的国家已经灭亡了,丞相您对宋朝的忠孝已经倾尽全力了。如果你能用对待宋朝的忠心,来对待当今的圣上(忽必烈),那么一定还可以当上宰相!”

对此,文天祥泪流满面说:

“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又怎么能够背叛国家,不与之同生共死呢?”

一席话,说得张弘范也动了恻隐之心,他命人护送文天祥北上大都(北京)觐见忽必烈。

文天祥再次自杀求死。在路途中,他绝食八日,没想到仍然不死。于是他放弃绝食,决定与蒙古人周旋到底,最终以求一死,为大宋殉葬。

在《言志》诗中他写道:

杀身慷慨犹易免,取义从容未轻许。

……

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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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年,陆秀夫背着8岁的宋帝昺投海自尽。

4

在元大都的监狱里,忽必烈让当时已经9岁的宋恭帝赵㬎出面劝降文天祥。

当看到宋恭帝一身蒙古人装扮出现在牢狱中时,文天祥立马跪在宋恭帝前泪流满面。他说:

“臣不能保大宋,致使陛下今日,深愧。圣驾请回,圣驾请回!”

当时宋恭帝已经懂事,也在文天祥面前失声痛哭。

在牢狱中,蒙古人又将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和两个女儿柳娘、环娘罚没为奴,并让他的女儿柳娘写信给他,并提示他说,只要他愿意投降,他的家人马上可以恢复自由身,他本人也可享受荣华富贵。但文天祥执意不肯,在回复自己妹妹的信中,文天祥写道:

“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为了逼迫文天祥投降,慑服亡宋子民,元朝宰相孛罗亲自提审文天祥。文天祥坚持不肯下跪,强硬地说:

“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

当时已经投降元朝的王积翁等人上书忽必烈,请示说,文天祥坚持不降,或者就将他释放做道士好了。但同样为宋朝状元宰相出身的留梦炎却强烈反对,留梦炎说:

“文天祥如果被释放,复出号召江南,那我们这些投降的人,将置于何地?”

对于生死,文天祥早已超脱看透,在元大都的监狱中,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年)夏,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从1278年被俘,到1279年目睹崖山之战南宋的毁灭,中间两次自杀,始终坚持不屈的文天祥,最终在被关押四年后的1283年,迎来了忽必烈的再次提审。

至元十九年(1283年)十二月初八(1月8日),忽必烈亲自召见文天祥,进行最后一次劝降,文天祥却说:

我文天祥作为大宋的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能活。

忽必烈仍然重视这位南宋的状元宰相,便问他说:“你有什么愿望?”

文天祥显得非常淡然,只是说:

“我文天祥受大宋的恩惠,官为宰相,安能投降二主!愿赐之一死足矣!”

次日,他被引出就刑。

临刑前,他特地要求,向着南方故国大宋的方向郑重跪拜。

然后,他要来纸笔,写下了最后的绝命诗:

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

……

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

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

写完最后的诗,临死前,他对着围观的上万市民高声呐喊说:

“吾事毕矣!”

然后,他从容就义。

文天祥被杀的那一天,是1283年1月9日,距今整整737年。

他死后几天,妻子欧阳氏为他收尸,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了他的遗言: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在办完文天祥的丧事后,妻子欧阳氏也选择了跟随文天祥,自尽殉亡。

至此,南宋帝国在1279年灭亡整整四年后,这个帝国的最后一位忠臣义士,最终选择了一条殉国之路。

至此,宋史才算合上了无尽叹息的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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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从容就义。

5

文天祥死后,元人针对谢太后1276年在临安城怒斥文官贪生怕死一事写道:

“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者甚于生者,可不谓'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因为文天祥的榜样,还有无数陆秀夫的忠烈殉国,元人对于宋人“养士三百年”,最终盖棺定论、予以了中肯的评价。

而在宋代理学的影响之下,文天祥的人文形象也被不断塑造,在此后越来越重视纲常和人臣之义的中华帝国还有文人士大夫们看来,文天祥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足以为万世“忠君爱国”的典范,殊不知,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强烈自省,和对天下兴亡的忧患责任,内涵远远不止于此。

到了明亡清兴的鼎革之际,以文天祥为榜样的文人士大夫层出不穷,文天祥这种强烈的精神榜样和人格力量,使得在明末清初不懈奋斗的文人士大夫们振奋不已,例如江西金溪人傅鼎铨就在明朝灭亡后,跟随同乡揭重熙募兵抗清,傅鼎铨兵败被捕后,被清廷要求作书招降揭重熙,傅鼎铨就引用了文天祥在《过零丁洋》所写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进行拒绝。

在狱中,傅鼎铨还写下了《正命铭》:

“经严猾夏,义大复仇。

民安弗获,主辱何求。

生不负学,死不降志;

取义存仁,庶毕吾事。”

这生命中最后的自白,与前辈文天祥的遗嘱“衣带赞”内涵相同、追求一致。

“取义成仁”,自文天祥以后,一直在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

同样在明末清初,作为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的曾孙,同样状元出身的文震孟就以忠义著称,文震孟在世时直言上疏对抗阉党,被视为如文天祥转世。文震孟死后,文震孟的儿子文乘又在明亡清兴之际起兵抗清,作为文徵明的玄孙和状元文震孟的儿子,文乘在临死前面不改色,他先是朝着北方明朝首都北京的方向跪拜,然后又朝着南方苏州家乡的方向跪拜,临死前他留下遗书:

阀阅名家旧姓文,一身报国九原闻;

忠魂今夜归何处,明月滩头卧白云。

当时,在文天祥的老家江西庐陵,当时人供奉有文天祥的纪念祠文信国公祠,临死前,文乘大声呐喊说:

我的灵魂将皈依于你啊,文信国公祠,公(文天祥)其许我!

而曾经与郑成功一起反攻江浙一带的张煌言,在兵败被捕后,在监狱中,也是一遍遍抄写文天祥的《正气歌》,在杭州西湖边凤凰山就义前,行刑官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大声呐喊说:

我年适五九(指45岁),复逢九月七。

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一个张煌言死了,又一个“文天祥”活了。

对于文天祥以后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天祥强烈的精神榜样,一直都是儒家“取义成仁”的典范,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忠君爱国”的范畴,而是一种超脱于生命之上,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自我期许和责任担当,同时进化成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力量。

对此,尽管自己是取代明朝的满清皇裔,但乾隆皇帝仍然公正地评价说:

“若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该志士仁人欲伸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

好一个“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对此,近现代历史学家蔡东藩评价说,文天祥与陆秀夫、张世杰等“宋末三杰”,“奔波海陆,百折不回,尤为可歌可泣,可悲可慕。六合全覆而争之一隅,城守不能而争之海岛,明知无益事,翻作有情痴。”

此后,在外敌入侵,中国再次遭遇国难的历史背景里,在中华民族从传统的“天下-华夷”观到“世界-民族”的涅槃重生中,蒋介石评价文天祥说:

“尤其是文天祥忠君爱国的精诚和崇高伟大的人格,更不只江西一省之光荣,实堪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之精神与人格,并为整个民族万古不变的光荣。”

作为一个民族永恒的榜样,他远远跨越了时空,渗透进各个人群和阶层,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不断浴火重生的精神力量和至高榜样,从这个意义来说,他早已超越了知识分子的局限,而是转化成为民族魂的象征。

一个大写的宋人,他始终无愧于天。

无愧于地。 

参考文献: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张绥:《中国人的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王水法主编:《南宋王朝:八百年前云和月》,浙江摄影出版社,2010年

游彪:《宋史十五讲》,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加拿大)卜正民等《宋的转型:儒家统治的时代》,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

余蔚:《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曹正茂:《从理学视野看文天祥的人格和文格》,《百科知识》2020年5月刊

安鹏:《“天下-华夷”到“世界-民族”:文天祥“民族英雄”形象的诞生及其意义》,兰州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